不復舊日茶香醇？

不復舊日茶香醇？——有感于漢堡國際茶葉研討會

生活在經濟發達和近年來發展較快地區的人們，關心社會快速發展的熱情正漸漸轉化為對食品安全和環境惡化的擔憂。食品和飲料中名目繁多的添加劑、激素和重金屬，空氣中大量的汽車廢氣，過度開發失去的生態平衡和大量物種消失，就連向來代表自然的茶葉也套上了農藥殘留的枷鎖。

茶葉農殘“與時俱進”？

作為傳統飲料元素的茶葉，幾千年來對人類健康從未有過不良表現，在今天的發展道路上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食品安全挑戰。

上個世紀后半葉，許多新的概念和技術進入茶葉種植業。全世界都在鼓勵推廣扦插技術，強調無性繁殖技術，偏好集中連片。低產茶園改造、標準化、規模化成為時髦流行的口號，浮躁的熱情促使大批適應性強、充滿自然抗病能力的古茶園和種子有性繁殖茶園消失了，代之以一望無際的萬畝茶園。上世紀50年代初，世界茶園面積約為90多萬公頃，平均畝產40來公斤；到世紀末，面積約為250萬公頃，平均畝產達到70公斤。當人們為此沾沾自喜時，弊端也就來了：由于同一母本源無性扦插，相同的生長性狀，再加上在同一地區種植單一的植物，使得病蟲害的大規模迅速轉播勢不可擋；而相同品系集中連片的茶園如同高爾夫球場，一旦遭受病蟲侵害，最終會成為破壞生態平衡的污染源。

當初人們不知道農藥對人類的危害，以為簡單噴灑農藥就可以高枕無憂了。農藥在快速絞殺動物類、微生物類和菌類的病蟲害時，同時也絞殺它們的敵人，甚至絞殺不敵不友但與環境生息相關的其它生物。以保障農作物健康生長為己任的農藥大功告成后仍然堅守崗位，毒性不改，魔鬼般依附在農產品上，準備繼續慢慢絞殺生產制造和使用它們的人類。絞殺的武器變成了對武器的絞殺。人類不得不想方設法將魔鬼抓回潘多拉瓶子。

農藥殘留不是一個局部的技術問題，而是對既有發展觀的一次拷問。地球居民在享受高速發展提供的豐裕物質生活的同時，也要考慮危及自身健康、禍及子孫后代的苦果。失敗665次才發明的六六六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滴滴涕，在領取科學進步獎后讓許多人致癌生病；蘇丹紅一號在無知中粉墨登場，在面目暴露后倉皇出逃。世界上出了一些新的怪病，牛瘋了，雞又感冒了，許多不治之癥的發病率在年輕一代大幅上升；美國浮現480公斤的超級大胖子，創了人類歷史上的生理之最；而當孩子們在體育課上長跑800米就口吐白沫，不得不打120呼救時，人們不得不思考快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協調問題。

茶葉貿易國之間的摩擦

為應對食品安全的挑戰，發達國家相繼建立了相應的政府管理機構，制定了一系列相關的法律法規。德國于2002年專門成立了消費者保護和食品安全辦公室，并率先挑起了茶葉生產國與消費國之間的農殘紛爭。

農殘危害成了人類共同的敵人，但應戰方卻因角度不同意見相左。消費國一而再、再而三提高農殘限制標準，生產國則怨聲載道。歐盟從2000年開始施行最大農殘限制標準（MRLs)，2002年、2003年曾兩度修訂，2005年修改方案已經出臺，計劃在年中實行。按原定計劃，2007年還要進行最后修改。

2005年2月下旬，解決茶葉農殘糾紛的國際茶葉研討會在漢堡舉行，主題是“迎對食品安全挑戰”。世界茶葉主產國——斯里蘭卡、肯尼亞、中國、印度、日本和烏干達的代表，發達地區進口消費國、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和歐盟茶葉委員會的代表共86人出席會議。應主辦單位德國茶葉協會邀請，近幾年協調向歐盟出口“無農殘和低農殘”的云南茶業協會，參加了此次決定茶葉發展走向的會議。

據歐盟農殘工作小組召集人托馬斯博士透露，由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世界茶葉論壇，歐盟、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等國茶葉協會或茶葉局，以及中國農科院茶葉研究所等，分別研究并籌劃修改的2005年版《最大農殘限制標準意見》有幾個特點：一是監測限制農藥種類增加，由2002年的158種增加到223種；二是分類進一步細化；三是限制標準大幅提高；四是分列了因長期使用而在降解過程中產生和形成的新的殘留異構體。

茶葉生產國的代表普遍認為，茶葉種植方式的改變和濫用化學殺蟲劑，在很大程度上是消費國參與或引導的，現在出了事，消費國只簡單立個法，不顧生產國茶葉產業的死活，大有被拋棄的感覺。例如，印度代表認為，歐盟成員國之間的最大農殘限制標準各不相同，與歐盟的標準也不一致，讓生產者無所適從；而從整體來說，歐盟的MRLs透明度差，過于嚴格，單方面閉門制訂，同生產國缺乏溝通對話，缺乏尊重。另有代表提出，不應以茶葉而應以茶湯為檢測物，因農藥在水中的溶解度只有10%左右。個別消費國的代表也認為，實行最大農殘限制標準的消費國不產茶葉，與其它農產品制訂農殘限制標準的過程相比，缺乏種植環節的分析研究，無平均數據比照，有一定的盲目性。

此外，茶葉生產國代表有一個較為流行的看法，認為歐盟立法限制農殘，是在茶葉國際貿易中設置非關稅技術壁壘。對此，筆者倒認為，設置技術壁壘的根本目的還是為了食品安全，因為目前已經實行和正在制訂最大農殘限制標準的消費國都不生產茶葉，沒必要為保護本國茶農而歧視外國進口茶葉。漢堡國際茶葉研討會最突出的特點，是經濟相對不發達的茶葉消費國如波蘭、摩洛哥和前蘇聯國家，沒有任何代表參加，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些地區的科技界、民眾、媒體和政府還沒意識到或忽視了食品安全。

我國茶葉界如何應對？

了解情況的茶葉愛好者提出了疑問，國人茶葉方面的食品安全誰在管，誰來管，從什么時候開始管？

據筆者了解，自上世紀末，國內已有農業、化工、衛生、海關和環境保護等部門密切關注此事。我國農業部1997年5月正式出臺《農藥管理條例》，2001年11月修訂后嚴禁生產、流通和使用18種高殘留農藥，明令禁止21種農藥在茶葉種植中使用。上榜通緝前，像三氯殺螨醇、氰戊菊脂、甲胺磷棱這些壞分子隱藏了多年，甚至是幾十年，有的還在躲貓貓。茶鄉易武的張毅老人發現，個別農藥生產廠家甚至在目前批準使用的低毒農藥產品里添加嚴禁使用的劇毒品種。

2002年，農業部又修訂了3年前頒布的《農藥管理實施辦法》，規定農藥注冊必向農藥檢定所提出原藥和制劑的登記申請，經農業、化工、衛生和環境保護等部門審查、批準，并由農藥登記評審委員會進行綜合評價后方可注冊；還規定對新農藥申請實行田間實驗、臨時登記和正式登記管理程序。不久，幾乎在歐盟正式施行最大農殘限制標準的同一時間，《中國進出口商品檢驗法》規定，從2002年12月1日起，中國對出口茶葉農藥殘留量實施批批檢驗，標準緊扣歐盟的清單。

盡管有種種措施，受化學品污染的茶園已經吸毒成癮，陷入惡性循環的怪圈。人們在探索使用新一代農藥，可誰知道會不會是下一個從瓶子里放出來的魔鬼？農作物的病蟲害和化學除蟲劑在交替升級，人類身陷其中，發展下去，會不會自己毀了自己？所以，在目前的情況下，生物殺蟲劑似乎在某些發達國家成為一種替代性選擇。像美國，早已立法嚴格規定化學除蟲劑的使用范圍，為生物殺蟲劑的推廣使用創造了法律支持環境。1998年，美國購買了世界市場60%的殺蟲菊生物制品。同年，筆者曾試圖從肯尼亞引進生物殺蟲劑運用于茶園，雖經當地使館商務處幫助，成功買回殺蟲菊種子，但因運作企業比較成本高，在種植、加工和銷售上舉步艱難。

當時來講，如果說施用生物殺蟲劑還做不到，那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病蟲害輕微和未施農藥的茶園出口茶葉，但哪里有這樣的茶園呢？2000年8月，筆者同德國茶葉協會成員OTG主管考夫曼先生探討社會對農藥的認識過程。六六六分子結構特殊，施用20多年不分解，殘留量伴隨植物生長，兔子吃草轉移到兔肉里，人吃兔肉轉移到人體。人類用了多少年，有了這么多儀器，才把它的蹤跡找出來。這一過程說明，在科技落后的情況下搞農殘檢測非常不易，有時只能靠宏觀的把握與預見。這之后的5年里，云南省茶業協會避開單一品系和集中連片的茶園，組織了3000多噸紅茶、綠茶和普洱茶順利出口歐盟國家。

實事求是地說，在農業部茶葉質量監督檢驗測試中心，一項農殘種類的檢驗收費150元，如做完223個項目，成本為3.345萬元，不可謂不高。但筆者仍然贊成把這種檢測推開來，把成本降下來，最終促使茶農棄用化學除蟲劑，以換取未來長遠的市場收益。筆者的一個基本判斷是，當下世界茶葉產業進入償付期，社會償付總成本肯定會大于高速發展帶來的收益，但與人類不可估價的健康損失相比，一切的一切算不了什么。有一首歌是這么唱的：“曾經以為我的家，是一張張的票根，撕開后展開旅程，投入另外一個陌生。這樣飄蕩多少天，這樣飄蕩多少年，終點又回到起點，到現在才發覺。”

公元1986年，云南茶葉專家、原云南省農科院茶葉研究所所長張順高先生首次在國內提出生態茶葉概念。生態是一個綜合性、多樣性的結構，發展生態農業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人類存在的方方面面，不是單一產業能夠孤立實現的。人類只有一個地球。歷史告訴我們，解決茶葉食品安全的唯一通道是生態，是人類擁有一個干凈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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