貢茶起源于西周，迄今已有三千多年歷史了，晉《華陽國志之巴志》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巴蜀作戰有功，冊封為諸侯，作為封候國向周王朝納貢的有“土植五谷……茶……”，但這僅僅是貢茶的萌芽而已，既未形成制度，更未歷代相沿襲。

唐代是我國茶葉發展的重要歷史時期。中唐時期，社會安定，民富國強，儒釋道三教鼎立，從外在修養（指修身處世的行為規范、律儀要求）轉向內在修養（指對道德意識和思想目的的實質追求）己成為他們共識。茶性高潔情雅，是他們內在修養最理想的飲料，因而三教都愛、頌茶，“田閭之問，嗜好猶切”。

安祿山反唐，硝煙彌漫，餓夫遍野，百姓背井離鄉，田園荒蕪，生產下降：有識之士，把全國經濟重心由北方移到南方。繼六朝之后，繼續從廣度和深度開發江南土地，“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給衣食，供賦役，悉恃祁之茗”。茶葉種植業迅速發展，家庭手工制茶作坊相繼出現、茶葉商品化成為農產物中唯一典型，初步形成了區域化、專業化，為貢茶制度的形成奠定了物質基礎。

上貢制度的理論依據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指農產品），誰非君臣”。同時在上古時代，農業是國家興哀決定性生產部門，但科學技術不發達，生產力低下，只有依靠投入更多的勞力去從事生產，而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也需要勞力，彼此互相爭套。封建統治階級為了使勞力向農業傾斜，制定了重衣抑商政策，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派生出貢茶、榷茶制度，成為抑商政策的重要支柱。

貢茶從李唐王朝開始形成制度，歷代相傳，延續幾百年之久。唐代貢茶制度有兩種形式：

朝廷選擇茶葉品質優異的州定額納貢。有常州陽羨茶，湖州顧渚紫筍茶；睦州鳩坑茶；舒州天柱茶；宣州雅山茶；饒州浮梁茶；溪州靈溪茶；岳州邕州含膏；峽州碧澗茶；荊州團黃茶；雅州蒙頂茶；福州方山露芽等20多州的名優茶。雅州蒙頂茶號稱第一，名曰“仙茶”。常州陽羨茶，湖州紫筍茶同列第二。荊州團黃茶名列第三。

選擇茶樹生態環境得天獨厚自然品質優異，產量集中：交通便捷的重點產品，由朝廷直接設立貢茶院（即貢焙制），專業制作貢茶。

湖州長興顧渚山，與常山宜興唐貢山接壤，東臨太湖，西北依山，峰巒疊翠，云霧彌漫，土層深厚，土壤肥沃，茶樹生態環境優越，水陸運輸方便，所產“顧渚撲人鼻孔，齒頰都異，久而不忘”。廣德年間與常州陽羨茶同列貢品。大歷五年（770）在此建構規模宏大、組織嚴密，管理精細，制作精良的貢茶院，它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座國營茶葉加工廠。

貢茶院由“刺史主之，觀察使總之”，是中央官工業的一個組成部份，除中央指派官吏負責管理外，當地州長官也有義不容辭的督造之責。這種官工業體制，對鞏固封建經濟結構，維護封建制度是極其有利的。

造茶要有一定的技能，貢茶院的勞力來源既不是官奴隸，也不是番戶，而是由政府控制的一部份茶葉專業戶，臨時以“和雇匠”方式人院造茶的。“雇者，日為絹三尺”，依日納資作為他們報酬。并有禁令防止官吏克扣他們的工資，反映了唐人生產關系的某些變化，有積極的一面。但他們對政府有依附關系，甚至沒有人身自由，社會地位低下，是受壓迫和受剝削者。

唐王朝不惜揮霍人民血汗，貢茶院“有房屋三十余間，役工三萬人”，“工匠千余人”。每年春光明媚季節，張燈結彩，熱鬧非凡。常州、湖州刺史率領百官先祭“碧泉涌出，燦若金星”的金沙泉（今尚存，已修茸一新，然后開山造茶。朝廷規定第一批貢茶要趕上清明祭祖大典，因此“陰嶺芽未吐，使者碟已頻”工人們“捫葛上欹壁，蓬頭入荒榛”，“選納無晝夜，搗聲昏繼晨”，艱辛疲困不堪，而官員則“有酒亦有歌”，縱情歡樂。

袁高、杜牧曾出任湖州刺史，親自督造貢茶，對茶葉采制有切膚之痛，斗膽題呈《茶山詩》給德宗皇帝，既揭露了封建統治者罪惡行徑，又減少了貢茶歲額。杜牧《題宜興茶山》詩云：“山實東南秀，茶為瑞草魁……溪盡停蠻棹，旗張卓翠苔……拂天聞笑話，特地見樓臺。”把當時宜興貢茶區的秀麗風光，繁榮景象描述得十分精到，給我們留下了一段詩寫的歷史。張文規“牡丹花笑主鈿動，傳奏吳興紫筍來”，突出表述了貢茶在朝廷的顯赫地位。

唐代貢焙制把私有茶園變為官茶園，茶農不能因種茶而謀生，反而帶來了重重災難，定額納貢制，猶如苛捐雜稅，加重了茶衣負擔，使他們生活日益貧困，兩者都是掠奪性的，是茶農雙肩一付沉重枷瑣，危害甚烈。

貢茶制度的目的是既要滿足朝庭窮奢極侈的需要，又能繞過商品流通渠道，縮小商業經營范圍，阻礙商品經濟的發展，扼殺資本主義因素的增長，維護封建制度的根基。但貢茶是專供皇室朝庭飲用的，不惜耗用巨資，制作精益求精，品目日新月異，客觀上推動了茶葉科學技術的進步。同時貢茶的產制和運輸，對驛道交通建設，地區聯誼，民族團結也有促進作用。

入宋，貢茶沿襲唐制，但顧渚貢茶院漸趨衰落，福建建安（今建甌）境內風凰山“北苑龍焙”代之而大興，其規模也很壯觀，名聲顯赫“自南唐歲率六縣民采造，大力民間所苦”。“官私之焙三百三十有六”。片茶壓以銀模，飾以尤鳳花紋，彬彬如生，精湛絕倫。“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成品茶按質量好次分成十個等級，朝廷官員按職位高低分別享用。宋徽宗《大觀茶淪》云：“本朝之興，歲修建溪之貢，龍團鳳餅，名冠天下……故近歲以來，采摘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勝，烹點之妙，莫不盛造其極”。把我國茶葉制造技術、品飲技藝提高到一個新水平。把茶葉飲用價值和工藝欣賞價值完善地結合起來了，由物質享受升華為精神享用。

宋代茶學專著，如《大觀茶論》《宣和北苑貢茶錄》《北苑別錄》《茶錄》等等，多以建安貢茶為主要內容，對推動茶葉科學知識的普及和提高，弘揚祖國光輝燦爛的茶文化都有積極意義。

入元明，貢焙制有所削弱，僅在福建武夷山置小型御茶園，定額納貢制仍照實施。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貧寒，才略出眾。他善于總結歷代王朝興衰的經驗教訓，深知“居安慮危，處治思亂”的治國策略。他常說：“民富則親，民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休戚系焉。”而且由于他親自參加元末農民大起義，輾戰江南廣大茶區，對茶事有接觸，深知茶農疾苦，并表同情。南京稱帝后，看到進貢的是精工細琢的龍風團餅茶，令他感嘆不已！但他認為這既勞民又耗國力，因之詔令罷造，“唯采芽以進”。這一舉措，實質上是把我國唐代炙烤煮飲餅茶法改革為直接沖泡散條茶“一淪而啜”法，遂開我國千年茗飲之宗，客觀上把我國造茶法、品飲法推向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中國封建社會中，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但這不是說完全沒有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特別是唐宋兩代，商品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明清又有了進一步增長，只是在整個經濟結構中不起決定性作用而已。

商品經濟的發展，是資本主義產生的前提。中國封建社會中，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從明代中葉已經稀疏出現了資本主義因素的幼芽，到清代中葉這種幼芽有了進一步發展。

清代，我國茶業進入鼎盛時期，全國形成了以產茶著稱的區域和區域化市場，商業資本逐步轉化為產業資本，如福建建甌茶廠不下千家，小者數十人，大者百余人，以茶為業者日眾，又如江西《鉛山縣志》載：“河口鎮乾隆時期業茶工人二、三萬之眾，有茶行48家”。我國出口農產品以茶為大宗。清代前期，雖然采取歷代產茶州定額納貢制，但到中葉由于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經濟結構中資本主義因素進一步增長，貢茶制度則隨之逐漸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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